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被包拯吐了一脸口水，宋仁宗为什么留着不擦？******原标题：被包拯吐了一脸口水，宋仁宗为什么留着不擦？
再说宋仁宗和包拯之前，先了解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说的是唐朝宰相娄师德教他弟弟如何“做人”的事。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告别之时，娄师德问弟弟：“我现在是宰相，官儿不小，你现在去当州牧，也是大官，我们兄弟俩都当大官，太过荣宠了，肯定会招人嫉妒。你给哥说说，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呢？”弟弟回答说：“这很简单，假如有人朝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口水擦了就是了，保证不还嘴，也不生气，就不会被害了。”娄师德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人家吐你口水，说明他很愤怒，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对他很不满，他会更加愤怒，更会害你，说不定当场就会把你弄死。”弟弟反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娄师德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笑着接受，让口水不擦自干，对方就没脾气了。”娄师德兄弟俩是否被人吐过口水不知道，但历史上的确有一个大人物被人喷过口水，而且经常被喷。这个大人物比宰相还大，他就是比唐太宗还善于纳谏，有“史上最成功皇帝”美誉的宋仁宗。而经常喷他口水的人就是包拯。包拯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不但经常给宋仁宗提意见，还经常怼他，只要抓住一点小过失就不放，像狼妈虎爸教训犯了错误的儿子一样。包拯这家伙又特别容易激动，一激动起来就管不住嘴，也不管面前是谁，唾沫星子像灭火器的泡沫那样喷薄而出，常常喷得宋仁宗一头一脸。宋仁宗对此早已习惯，也不躲避，把脸上的口水一擦，继续接受包大人的“咆哮”。之前被包大人喷口水，宋仁宗都擦了。但是有一次，他不但没擦，留着回去给张贵妃“欣赏”。宋仁宗唱的这是哪一出？还要从张贵妃说起。张贵妃是宋仁宗最宠爱的嫔妃，出身寒微的她一心想让家里那些鸡犬跟着一起升天，这样自己脸上也有光。张贵妃的老爸早就不在了；兄弟们虽然都还活着，但个个无能至极，与行尸走肉无异，稀泥巴糊不上墙；只有伯父张尧佐还算有点本事，为官多年，名声也还不错，可以指望。张贵妃替伯父看中了宣徽使一职。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宰相大，但却是皇城各衙门的最高领导，皇帝的大总管。不但权力极大，油水也不少。可是宋仁宗知道，虽然是皇帝，一言九鼎，但要走后门安排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别的不说，光包黑脸那一关也不好过。可是张贵妃毕竟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不好“得罪”。当她吹了无数次枕头风，甚至使出女人最拿手的哭招之后，宋仁宗终于答应试一试。不出所料，包大人那一关真的不好过。当宋仁宗在朝会上宣布这项任命时，包大人立即表示反对。在此之前，包拯就反对过对张尧佐的任命。那是皇祐二年（1050年）的时候，宋仁宗提升张尧佐为掌管全国财政大权的三司使，遭到包拯极力反对，还正儿八经地上书弹劾。实际上，张尧佐还是有点本事的，但被包拯贬得一钱不值——这个平庸之辈做个芝麻官都不够格，更别说做这样的大官了。他还不是仗着张贵妃得宠，如果让他得逞，就会埋下外戚篡权的祸根。宋仁宗只好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还来了个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这一回也是一样，包拯一听张尧佐三个字，立即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叫起来，接着就像机关枪一样，喷了一大堆理由反对，口水喷了宋仁宗一脸。宋仁宗习惯性地抬起袖子擦脸，可是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把手放下来不擦了，宣布退朝。和之前一样，宋仁宗一下班，张贵妃就来问宣徽使的事。脾气一直好得有点过分的宋仁宗，终于来了情绪，没好气地指着脸上的口水说：“宣徽使宣徽使，你只晓得宣徽使，可是你晓不晓得包拯还是个御史呢！为了这个宣徽使，朕被他当众吐口水，脸都丢尽了！你看看你看看，看看朕脸上的口水，还没干呢！”
这时，宋仁宗才“举袖拭面”。也直到这时，张贵妃才知道这个男人受过多大的委屈，不，恰当地说应该叫侮辱。而这种侮辱，是她给他的！张贵妃终于良心发现，不但没有责怪皇帝老公没本事，还心疼地帮他口水。从此以后，张贵妃再也没提过给她家人封官的事，宋仁宗也算得到了解脱。
25万苏军参加大片拍摄，踩着炸点进入片场：900吨炸药造百亿票房******原标题：25万苏军参加大片拍摄，踩着炸点进入片场：900吨炸药造百亿票房虽然今天各种特效战争大片充斥，但不可否认，上个世纪中后期拍摄的一些实景拍摄的史诗巨制才堪称真正的经典。如，苏俄在20世纪60年代上映的《战争与和平》四部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得到了当时苏俄军队的大力支持，苏国防部长格列齐克甚至说：苏军可以满足电影拍摄的一切需求。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参与片中大型会战的演员，竟然和19世纪真实的战争数量近乎一样。
俄国1812年战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苦难是最好的作者”，处在时代变革阶段的他经历了战争与变革中的悲欢离合，在19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苏俄方面决定，将这部巨制拍摄成电影。在当年缺乏特效的情况下，涉及大型战争的场面都要实景拍摄。其实即使有特效俄国人也不会用，因为他们追求把这部电影拍摄成“令人身临其境的永恒的经典”，最真实的方法就是排兵布阵再打上一仗。
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在整个电影4年的拍摄历程中，苏军总计派出了25万名士兵参与拍摄！提供了900吨炸药协助拍摄战争场面。其还原的19世纪初的俄法战争已经使用了火枪火炮，必须动用炸药制造炸点，而且当时的战争仍是步兵方队战争，士兵都是拍成整齐的方阵投入战场。一次交战的拍摄可能要涉及到数万名演员，一般的群演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只有军队可以！电影中的俄法两军官兵，大部分都是由真正的苏军扮演的。在拍摄过程中，苏军士兵以高度的纪律性参演，一些危险的爆炸场面中，战士们踩着炸点进入片场，导演、主演都向苏军官兵们致敬。
电影中还原的法军方阵，其实都是由现役苏军扮演的在拍摄1812年俄法战争的决定性会战：博罗季诺大战时，8个苏军步兵师集体换上了100多年前的军服，只为了拍摄这一场戏。苏军当时还剩下的少量骑兵部队也参与了表演：因为100多年前的战场上，骑兵的重要性就如同今天的坦克一样，不可缺少。当时虽然没有电子特效，但很多战争电影也喜欢采用模型等特效方式节约开支，但效果肯定会打折扣。导演邦达尔丘克一直认为，史诗电影的效果必须用实景拍摄才能烘托出气势，不屑用特效。
70年代拍摄的另外一部史诗电影，反映二战的《解放》整部电影投资巨大，堪称举国之力拍摄：目标就是打造一部无法超越的俄国经典。电影上映后，不仅苏俄国内万人空巷，也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电影公司纷纷引进这部电影播放。根据统计，这部电影在全球取得了4亿美元票房。这是什么概念？根据购买力折算，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约合100余亿人民币。
苏军俄国人就如同双头鹰一般有两面性：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分别是艺术和战争。在其历史上，诞生了大量艺术家，在芭蕾舞、绘画、小说、电影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堪称巅峰的成就。俄国人的历史又是一部战争史，要么是入侵别国，要么是别人入侵，从未停歇。
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原标题：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有的人沉迷于他们纸醉金迷的爱情生活，有的人却敬佩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真正了解建筑历史人，应当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处的时代，中国根本连建筑史都没有，更不要说让中国的建筑被国际承认。可最终，林徽因因为北京城楼被拆，拒绝吃药，愤懑而死，梁思成先生也被折磨成一身病痛，虽然靠着林洙的照顾得已多活一些日子，可内心的痛苦，无人理解。国难当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而是共赴国难，宁可四处避难，也不肯接受国外友人的帮助。这一点，他们值得所有人敬佩。
一、李庄避难李庄是四川一处很小的地方，在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个小地方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几乎全国大半的知名人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他们的营造学社，同样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避难时光。那是1940年的冬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几乎全部的资料来到李庄，并且在这里开展自己的新的生活。了解林徽因的人应该知道，她的性格是外向的，是喜欢热闹的，也是真正过过好日子的人，可李庄的生存环境，根本称不上有多好。
那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居住的小村子，没有先进设施，连吃水都要上村外的水塘里去挑，至于电灯更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存在。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采油的小灯，日子别提有多艰难了。梁思成给自己家取名为月亮田，因为租住的是农舍，外头用竹子围了起来，晚上月光能给招进来，很是应景。当然，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也会常常出现在房间里。
这里的环境，比起昆明避难的日子还要艰难，后来林徽因的好友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昆明时，林徽因自己经常干着女佣干的活，比如说上街用瓶子打醋之类的。而在李庄，她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这上面，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腰疼到站立都困难，可能这些活看上去没什么，别忘了，林徽因从小长大几乎都是有人照顾的，如果她愿意，去了国外依然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不愿意。
二、新月才女，昔日光阴林徽因自己是不喜欢做家务的，可当真的困难日子到来了，她也会去做。她曾和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信，吐槽自己做家务活。她觉得并不是不想做这些活，而是这些活浪费了太多的精力，错过了素昧平生但非常有意思的人们，所以她会尽量快点做完活，然后去和他们聊聊，可是家务却似乎永远做不完。
对于林徽因而言，肉体上的痛苦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好在，她还有个爱她的老公梁思成。梁思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的种子，然后再嫁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上，不久就结出了果子。当地的农民还不认识西红柿，觉得很好奇，林徽因便给他们无偿送了不少秧苗。农民本来就是淳朴的，见这位相貌不凡的女士很善良，便投桃报李，也送上了自己的善意。
林徽因呢，因为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心情就好起来，家务也干得开心了不少。家里的屋子虽然简陋，林徽因虽然自己说自己不会做家务，可去过的人都会发现这里非常干净整洁。而原本空荡荡的屋子，也开始有了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拜访。有人，就有活力。或许，林徽因的性格便是如此，太爱和人交流了，她擅长从交流中抓住一些灵感，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绚丽起来。
三、享受生活，绝不会耽误工作林徽因在哪里，哪里便有欢笑。她的性格本就如此，后来李庄的村民都爱来找她聊天，聊聊自己姑娘的嫁妆，自己女儿的聘礼之类的家长里短。一时之间，那份太太的客厅里的欢乐，在李庄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而除了生活的日常，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没有忘记工作。他们和同事一起，编写《中国建筑史》这篇巨作，用最原始的手写和石印。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当时最巅峰的建筑文学，更是无数人的心血。可惜的是，林徽因的身体不好，李庄的日子艰难，她的肺病总是反复。
卧床不起的她，总是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十四史》堆在床头，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都靠着她来整理和校阅。费慰梅回忆她来见林徽因时候的样子，她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那时，她和费正清多次劝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可都被婉拒。林徽因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甘肃两姐妹被洪水卷走失踪 当地警方不予立案******（原标题：当地警方不予立案 称家长应负主要责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委宣传部今天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来的一份情况说明显示，对于两姐妹被洪水卷走一事（具体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7月19日报道《甘肃一水电站泄洪 两名女孩被卷走》），兰州市红古区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落水儿童失踪的意外事件，不予立案，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说明称，7月12日15时左右，红古区平安镇夹滩村湟水河道玩耍的两名女童不幸落水失踪。据了解，落水失踪的两名女童年龄分别为8岁和10岁，就读于西固区一小学。事件发生后，红古区平安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红古区委、区政府，动员镇机关干部及夹滩村村民搜救两名落水儿童，同时请求公安、消防部门出动人员赶赴现场全力搜救，镇党委、镇政府对家属进行了安抚慰问，并积极与西固区教育部门联系，通报了情况。7月13日清晨，平安镇机关干部和夹滩村村民与西固区教育部门相关人员继续开展了搜救工作。搜救中当地政府还动用了无人机。为进一步做好搜救和安抚工作，平安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应急搜救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搜救、安抚、舆情等工作组。连日来，各工作小组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发动镇上干部及夹滩村村民沿河道一直进行搜寻。在情况说明中，红古警方介绍：7月12日15时47分，红古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电话，报警人称她的两个女孩，一个10岁，一个8岁，在河边玩耍时被水冲走了。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指示平安镇派出所协助搜救。红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落水儿童失踪意外事件，不予立案。对这起意外事件，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家长对孩子监管责任不到位是主要原因。针对家属反映河道没有设置明显标志一事，红古区水务局有关人员表示：他们查阅了相关资料，也咨询了上级部门专家咨询，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河道管理人员设置警示标志和保证进入河道人员安全的义务。而且落水失踪地点上游为永靖福川水电站，该水电站属于永靖县审批监管，距离落水失踪地点不到3公里。平安镇负责人介绍，事件发生后，镇上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积极组织人员搜救，并对家属进行安抚慰问，“镇上做了许多工作”。红古区信访部门表示，其对家属上访反映的诉求做了耐心细致的接待和答复，对家属提出的水电站泄洪造成孩子失踪等问题，区相关部门都作了解释和说明，对其他责任追究的诉求已建议家属通过司法渠道维护权益。孩子的父亲并不认可警方的说法，他对记者表示：“两个娃娃是在裸露的河边玩，并没有下水，被水电站泄洪两米多高的浪卷走，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悲剧。”他坚称，尽管水电站在临夏永靖县境内，但是孩子落水的地点属于兰州红古区平安镇，自己家两个孩子被水卷走，是政府对水电站监管不严的结果，大坝泄洪前无任何通告，属于安全漏洞，政府也有责任。当地宣传部门表示，目前，当地区镇两级还在继续配合家属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对家属上访的问题积极作好解释和疏导。（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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